“协调发展”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旨在解决我国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，它不是简单地“削峰填谷”，而是着眼于整体效能，通过补齐短板、优化结构，增强发展的整体性、协调性，从而实现更高质量、更可持续的发展。
以下是从几个关键维度看“协调发展”带来的变化：
区域协调：从“单极突进”到“多轮驱动”
过去的问题： 东部与西部、沿海与内陆发展差距较大，资源要素单向流向发达地区，“马太效应”明显。
协调发展的变化：
重大国家战略引领：
京津冀协同发展： 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，雄安新区“未来之城”拔地而起，天津、河北承接产业转移，交通、生态、产业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，形成了目标同向、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的新格局。
长江经济带发展： 坚持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，上中下游协同发力，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，东部的人才、资金、技术优势与中西部的资源、市场、劳动力优势有机结合。
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： 促进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，规则衔接、机制对接不断深化,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和高质量发展典范。
长三角一体化： 上海龙头带动，苏浙皖各扬所长，在科技创新、产业链供应链、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高水平协同。
西部开发、东北振兴、中部崛起、东部率先： 四大板块发展战略与重大区域战略叠加发力，形成了“多轮驱动”的区域发展新格局，中西部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极大改善，特色产业蓬勃发展,经济增长速度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城乡协调：从“二元结构”到“融合发展”
过去的问题： 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、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巨大鸿沟，“城市像欧洲，农村像非洲”的说法虽显夸张,但反映了当时的现实。
协调发展的变化：
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：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,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
城乡要素流动加速： 鼓励人才、资金、技术“上山下乡”，农村电商、乡村旅游、现代农业等新业态蓬勃发展，“新农人”成为热词。
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： “四好农村路”修到了家门口，高速网络和4G/5G信号基本覆盖所有行政村，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,城乡差距正在稳步缩小。
经济社会协调：从“唯GDP论”到“以人为本”
过去的问题： 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，而在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住房等民生领域投入不足，出现了“一条腿长，一条腿短”的问题。
协调发展的变化：
民生“短板”加快补齐： 国家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持续加大，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,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。
社会事业全面进步： 义务教育更加均衡发展，“双减”政策减轻学生负担；公共卫生体系在经历疫情考验后不断完善；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。
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： 人们不仅关注“国家账本”的GDP数字，更关心自己的“家庭账本”和“幸福指数”,发展的温度日益提升。
“硬实力”与“软实力”协调：从“物质繁荣”到“文化自信”
过去的问题： 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,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价值观引领存在滞后。
协调发展的变化：
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： 在大力发展经济“硬实力”的同时，高度重视文化“软实力”建设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：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（如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）免费开放，覆盖城乡。《长安三万里》《只此青绿》等文艺作品“出圈”,展现了文化创新的活力。
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，志愿服务、见义勇为等蔚然成风。
“协调发展促平衡”的理念，如同一剂精准的“平衡术”,正在重塑中国发展的版图：
在空间上， 它让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联动起来，从“一群城市”变成“一个城市群”，从“点状发光”到“全域照亮”。
在结构上， 它让经济与社会、物质与精神、城市与乡村不再是此消彼长的“跷跷板”，而是相辅相成的“双轮驱动”。
在目标上， 它让发展的价值回归到人本身，追求的是整体的强，而非局部的大；是持续的稳，而非一时的快。
这种变化是系统性的、深层次的，它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正在告别过去的“单兵突进”模式，进入一个更加注重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的新阶段,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而均衡的基础。
